这个原本再正常不过的投稿行为太湖冤魂事件图片

美国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是世界汉学体系当中一个相当重要且特殊的存在。有观点认为，它因“冷战需求”而迅速繁荣发展，并以一种特殊方式介入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各个环节[1]。正如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成立时所言：“置这个国家于不顾，不再是安全或明智的了”[2]。因此，中美关系是审视美国中国学的一个重要视角，它综合地体现了事关美国中国学本质诸问题的探索方式与阐释框架。不言而喻，“冷战共识”（Cold war Consensus）压力下中国问题专家个人的政治倾向、学术思想、价值尺度乃至命运沉浮[3]，是这个视角下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从中美关系视域下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史来看，有一个极其关键但却一直鲜有人知其内幕的个案始终处于学界视野之外，即前国民党政要吴国桢（1903—1984年）与美国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会刊、权威中国学刊物《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之间的笔战，因这场笔战涉及到大量先前未被美国政府解密的司法文件以及相关人物的私人经历，可谓云山雾罩、隐秘重重，成为了美国中国学史乃至中美文化交流史中一桩扑朔迷离的公案。

此事经过大致如下，1966年6月27日，因与蒋氏父子政见不合而被迫离开台湾、侨居在美国佐治亚州萨凡纳市的吴国桢，以该州阿姆斯特朗州立学院（即今日佐治亚南方大学阿姆斯特朗校区，Georgia Southern University - Armstrong Campus）教授的名义给《亚洲研究杂志》投了一篇名为《帝制中国的地方政府》的稿件。这个原本再正常不过的投稿行为，却在当时美国中国学界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波澜。时任杜克大学（后转任雪城大学）教授兼《亚洲研究杂志》责任编辑的罗伯特·I·克兰（Robert I. Crane，1920-1997年）因为审稿、退稿、改稿等问题，与吴国桢进行了长达两年的通信。其间从作者与编辑之间的工作信函往复，上升为杜克大学校长奈特（Douglas M. Knight）、副校长德伟夫（Frank T. De Vyyer）与多名律师参与斡旋并惊动美国司法领域的舆论公共事件，致使吴国桢与克兰及《亚洲研究杂志》的主办方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几乎对簿公堂。

事件最终以该刊拒绝刊登吴氏投稿不了了之，事后吴氏将自己的论文（包括修改稿）以及与克兰、奈特和有关律师的通信结集并自费印刷成册，命名为《美国为何不能更好理解亚洲事务》（Why is America Not Better Informed Asian Affairs？下文简称《事务》一书）。

但因当时华人学者在美国的境遇以及吴氏本身的经济实力，使得这本书只能少量印刷而未能正式出版，仅有极少数图书馆因吴氏捐赠才得以收藏。且因非职业编辑负责，造成该书不但裁边不齐且文字错讹甚多，基本可以视作是一本不合格的私人印刷品。但好在印数极少，每本书中错讹之处均以圆珠笔的形式勘误（这很大可能出自吴氏本人之手，见图一），因此基本上不为美国主流大学图书馆所藏。根据Worldcat数据库检索，全世界仅有12家图书馆的基藏库收藏该书，当中多数为吴氏赠送，除非特别许可否则不予外借。故此笔战的内幕几乎不为人所知，亦不奇怪。